但另一方面，国内权利人积累的有效发明专利量仍然不高，同时，有限的专利也缺乏科学的布局，市场竞争力不强。

协同的根本意义在于，不存在单一的、既定的审美标准（左和右的判断），我们需要综合运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手段，否则就无法协同。香港素来被誉为低税赋地区，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打开港人家庭的支出项目表，将税赋和类税支出项目汇总，你会惊讶的发现，港人的实际税赋水平高居世界各类型国家和地区的最前列。

朱镕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金融特权者，依靠金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国企的收入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们的年报）。可惜，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他在利用管理权力牟取暴利。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

认识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发展周期拐点的精确把握。相反，我国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几乎没有任何课税。在中央直属企业中，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这种总体思路本质上是一种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延伸。进入专题： 银行业改革 。财政需要金融资源补，主要是中央财政、央企投融资、地方财政三大主体。2005~2011年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存量规模年均增速高达60%。

中国政府如此优良的资产负债表，将足以支撑发行更多的债务。包括央行通过汇金对银行的注资，由于最后都结汇，实质还是央行以货币发行注资。

这一点在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之后，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财政信贷大扩张里，表现尤为明显。对于未来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还是要厘清央行的准财政职能。但实际上，中国所推行的是金融补财政的思路，用金融的空间弥补了财政当年需要支出的时间。1979至1989年的拨改贷政策是第一波，所谓拨改贷即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为贷款，名义上是贷款，但本质还是财政资金。

从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资产规模前100名企业的融资结构变化来看，2005~2010年，这些企业融资总量中债券融资占比已从8%上升到23%。即便推高政府债券/GDP达到40%、60%，也不足以成为系统性风险。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需要以清晰的收缩回笼机制为前提。这需要推进国有控股银行进一步的市场化、去行政化改革，只有在股权、人事上实现了变化，才有可能真正去除准财政职能。

这是对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央行准财政职能的部分回收，有利于加强央行的独立性。二是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的金融稳定职能，应主要体现为支持流动性风险，并有明确的回笼机制，偿付性和破产性处置需要由财政出面。

这是银行业真正能够实现改革的基础。债券市场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关键力量。

这一体系是否可持续？简单展望未来十年，如果M2增速继续维持在12%（比过去10年平均的18%下降），GDP增速在8%，那么到2022年M2余额将超过250万亿元，GDP超过100万亿元，M2/GDP达到250%。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有两个基本的重大问题，一是产能过剩层面，一是货币层面。目前M2余额高达92万亿元人民币，M2/GDP超过180%。在2003年这一轮金融业改革中，央行通过注资、剥离、票据置换等方式，直接入市。第二波则是之后的国有企业贷款等，最终呈现为1999年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并由国家一次性行政剥离1.4万亿元（具体为13939亿元人民币，并谐音为要相救相救）。实际上，欧美日当前的这个风险换取过程，中国已经走了很多年，并积累到当今很高的金融风险。

以银行信贷间接融资体系为主的结构，客观上放大了中国M2的增长。中国这一最后的风险总应对能力空间已经很有限，当前市场积累的关于人民币贬值的风险预期，根源即在此。

但我们依然清晰地记得，在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的时候，政府明确这是最后一轮晚餐，也就是中央政府不会再救助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关于这一点的论述，请见《以存款保险整合上收地方法人银行——为什么存款保险制度如此重要（二）》一文，本报9月21日A8版）在最近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明确了要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

具有支出扩张性的财政体系，在自身难以平衡的背景下，借助于金融尤其是银行信贷体系，一直是财政扩张的通道。目前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净资产为负。

之后第三波继续形成的不良资产，在2003年这一轮国有银行改革中，四大行累计剥离了超过2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必须去除银行业准财政职能银行业不再承担准财政职能，让银行业回归其市场化定位，这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基本定位，应坚持推进不动摇。这也是夯实人民币汇率基础、夯实人民币国际化基础的不二之路，并将真正为中国参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金融博弈注入基源力量。其二，先通过银行发放信贷，等形成坏账时再由财政进行直接救助。

中国需要走的，是当前欧美日的逆向过程。按照麦金农教授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自由化要放到最后，首先要实现的是财政平衡，即只有政府具有财税基础，实现财政平衡，才能消除通胀基础，才能推动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这种条件下，存款人能够得到正的收益。

那为什么在银行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取得很大成功的2008年之后，银行体系的信贷还会出现非理性增长？这种非理性增长，凸显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某种回潮，也凸显了改革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取得了转轨的成功，似乎也并没有遵循这一路径。

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体，最终要实现经济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将内生性地放大中国债券市场的总需求。

截至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在大国里有几个第一，第一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第一的M2与GDP比例，第一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第一的银行业总资产。其一，以地方政府发债，替换地方政府的信贷，不会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率，但却可以缓解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风险，贷款的偿还还可以减少银行体系信贷资产规模，通过减少派生存款，而减小M2的规模。这综合放大了这一轮政策扩张。总体上，这两轮银行改革所花费的成本高达3.6万亿元人民币，这均是金融补财政的路子。

银行体系1999年和2003年之后累计剥离的不良资产，最终是由财政及央行以再贷款或者票据置换承担。在改革开放之始，银行体系就开始承担具有明显财政支出功能的信贷。

无限的债务货币化，最终将导致市场对美元的不信任而摧毁美元。目前欧美日是财政风险过高并不可持续，而金融风险则在逐步放大，以金融风险的放大（比如国债货币化）来缓解财政风险的上升。

如果因为经济下滑以及其他综合因素，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最终给银行体系带来数额可观的坏账，中国政府是否会再度救助中国银行业？从目前来看，其实答案只有一个，中央政府还需要出来救助银行业。中国当前并未达到这一阶段，或者欧美当前的做法也并不一定正确。